省禁毒委督导组督导保山禁毒工作

从短期看，我国正处于商业去库存和经济刺激计划的拉动作用减弱时期，也处于国际主要经济体大选的政治周期和国内换届时期。

面对深度萧条的考验，袁剑认为，最脆弱的还是中国，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体制完全是为高速增长服务的，不是为了应对危机的。投资要产生回报的，你的财政收入不仅要支付建设，而且还要支付他的营运，导致你根本没有现金流，这样的建设是不可持续的。

在零八年以前，外部需求环境好，以低利润的高速增长可以找到外部增长空间，我们讲产能过剩，在封闭的经济体系，产能过剩是不可能持续的，可能二三年就见顶，市场逼你淘汰了。需要解释的是，中国高速增长为什么会多二个百分点。加上全球体系的崩溃，外部体系和内部体系共同触动中国经济的大拐点。在我看来，这个古老故事的另外一层更为深刻的寓意是，不能因为一次误报，而忽略了真正的灭顶之灾。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在一场地方会议上明确提到，尽管今年经济成长目标为百分之七点五，但仍要保住经济成长以百分之八的步调增长，并要求立即采取措施确保经济马上触底回升。

当今世界没有一个政治体制可以容忍深度萧条。会议指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应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被市场称为新四万亿再临。《财经国家周刊》：从美国与欧洲两个大的经济体来看，他们目前着眼的发展方向有哪些?给我们哪些启示?李扬：美国正在大力倡导的，是可贸易服务业。

直到现在，我们在促进某一项产业发展时，总爱搞优惠政策，通过包括低价土地、低息贷款在内的各项优惠促转型，这带来的可能不是转型，而是浪费，因为投入已经发生了，但产出在哪里?还不知道。就业问题突出，大量人口涌入，必须要发展高端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信息化产业等。从数字上看，它是比较早的摆脱了对外贸的依赖。看上去虽然是两位数的增长，但其中6%、7%带来的实际经济效应可能是零。

《财经国家周刊》：上海市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2万美元，经济发展到现在阶段，转型应往何处去?李扬：大的方向是内需为主，国内消费为主，怎么能够转化?其实是两条腿，一条是服务业要发展，另一个是人均收入水平必须要提高。这其中包括对现行的准入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会计制度等进行重大改革，以此来实现在持续改善效率的基础上推动转型升级。

其中，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问题，尤其受世人关注。我明确地和上海说，这是优势。《财经国家周刊》：今年中国的GDP增长目标已经进行了下调。要看我们新发展的产业，是否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率，也就是是否具备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找到对的方向，用对的方式刺激产业发展，是实现效率转型的关键。然而信息化的发展不需要一个有形的物理场所，很多工作与交易可以通过远程实现;而各种带、区、中心的建设，又是基于大面积的物理场所。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首先要有工作，这就使劳动力从低效率产业升级到高效率产业。而转型的核心，也在于效率二字。

二者没有衔接，甚至在实际层面是冲突的。失业人口激增、到处游荡，为了社会的稳定，政府开始大规模投资搞服务业。

有些人说这些制造企业就不该落户上海，应该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去，但三一重工所代表的是高端的制造业，高效率的制造业。因为已经到工业化的后期，就没有什么特别拉动经济的大投资。

但成为国际大都市，要创造城市吸引力，解决人才引进问题。在序曲阶段，各国一面处理危机时代的各种麻烦，但眼光也都在瞄向前方——寻找他们认为即将引领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增长点，提前布局、积蓄潜能，试图成为未来增长点的引领者，进而占领制高点，成为新一轮经济规则的制定者。我们说转型是总投入和总产出的关系，小到城市，大到国家。于是，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能否持续，便成为关乎全球经济恢复以及全球经济未来前景的重大问题。例如，这些国家不必去亲自开发新技术，他们可以从国外引进技术;他们可以将农业中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转移到以出口导向、使用进口技术的制造业，从而轻易地提高生产率。但怎么吸引?商务成本和生活成本不要那么高。

此外，这些国家还要面临过去投资留下的大量的资本存量。绿色更新周期对制造业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社科院最近发布的《上海转型发展研究》报告指出，以模仿-赶超为基本特征的趋同阶段将基本结束，决定今后中国发展的关键是：我们能否通过经济转型，进入持续改进效率的创新发展阶段，并据以始终保持缩小与发达经济体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最终越过中等收入陷阱?6月14日，上海市委举行常委学习会，听取李扬所作的《上海转型发展研究》专题辅导报告。上海转型，目前面对国际、国内两个环境。

所以上海的转型有全局意义，不仅是全国，全球都在关注上海如何转型。因此，从拉美的教训可以看到，仅靠发展服务业来实现转型的思路并不完整，仅仅追求服务业比重达到多高的一个数字，缺乏现实意义。

后来经过研究生成了一份政策建议，认为要限制皮革产业。到现在为止，很多地方一提转型，就会认为是转向服务业，这是老思路。二是过去高速增长所依赖的路径改变了。2011年底，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开始出现放缓征兆，并在这个夏天探入低温区。

这一结论如何得出的呢?政策建议的报告计算了中国当时有多少头牛，一只牛能剥几层皮，一张皮有多大，进而能生产多少双皮鞋与多少个皮包。此次危机爆发前的20年间，世界发生了一个300年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总体减速;另一方面，东亚国家出现跳跃性增长，拉美国家也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经济快速增长，非洲各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也开始缩小。

这就是政府计划与依靠市场机制的差别。《财经国家周刊》：上海决策层对于产业结构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

李扬表示，在发展速度上，两位数增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长期持续，上海要接受一个低速、高质量的增长。像减速问题、趋同问题，都在考虑。

如果像拉美城市一样，政府为了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而发展服务业，档次肯定上不去。转型不等于发展服务业目前，各地对转型的一个误区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整个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海也在调整，根本方向是资本收入的增值要让居民分享，政府财政收入较多用于公共消费。从这一点上说，上海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即如何从依赖出口和投资，转为消费。

所以转型是要创造出更高质量的GDP，如果我们将来把增长的质量提上去了，那么速度降下来，也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因为有实际产出的那部分增长，可能比过去还要高。《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理解上海提出的转型口号，这种大开大合的高调转型，是否是上海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李扬：就全国而言，上海是率先转型，它的人均收入已经逼近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靠投资拉动不行了，也到了国际上比较关注的节点上。

两化的不同速度将给一国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影响。《财经国家周刊》：能否理解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现在已经站在了一个需要依靠转型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节点上?李扬：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急需转型的关键节点。

上海转型是中国的试验田上海的产业转型，是在全国率先进行的。然而，今天皮革产业发展的结果又是什么?后来很多年中，养殖、生产的各项产业均放开，起初丰厚的利润吸引大批人进入，而后利润逐渐摊薄，在这个过程中，皮革行业逐步发展成了一个大产业。